何成梁看着手中的报表，今年，浙江人民出版社销售增长了25%，他立刻将目光移向了另一行数据，上面写着，利润增长40%。

    去年社里出版的图书是771种，而今年要突破1000种了。有许多员工问何成梁：“明年我们是不是会更忙？”何成梁笃定地笑笑：“不会，明年差不多跟今年一样忙。”

    在副总编辑虞文军眼中，何成梁已不仅仅是出版社的“当家人”，更是一个“金牌预言家”。

　这得从今年1月8日的北京图书订货会说起。

　对于国内的出版社来说，1月8日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是个很重要的节点，是“一年之计”。他们要在订货会上尽可能地向经销商推荐社内的图书，因为，这几乎决定了这本书一年的销量。

　因此，许多出版社的新书要赶在这个日子之前完成。

　原本，何成梁在推荐会上推荐的书是《没有任何借口》。但他却望着手里的另一本样书——这是虞文军刚给他的，只有6本样书，虞文军还再三叮嘱何成梁“千万别丢了。”

　样书的名字叫《大数据时代》。

　看着书名，何成梁突然想起了2001年社里出版的那本《大败局》。那时，何成梁还不是社长，而是负责出版社的发行工作。那一年《大败局》的发行量达到了36万册，创造了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发行纪录。

　订货会结束，《大数据时代》只订出去大约2万册。很多经销商并不明白“大数据”是个什么东西，拥有8000万人口的江苏省，总共只订了500本。而上海书城索性一本都没有订。事后，何成梁自己都觉得有点悬——他可是当着领导的面在“吹牛”啊。

　而到了现在，据保守统计，《大数据时代》总共发行了约38万册，已经打破了《大败局》当年创造的纪录，并在全国范围内的各种阅读评选中斩获奖项。

　　大数据是这个时代的思维

　记者（以下简称记）：很多人心里对“大数据”的概念还很模糊，在您的理解中，“大数据”是什么吗？

　何成梁（以下简称何）：这本书我看得很仔细，有些地方我看了两遍。对人来说，“大数据”是一个思维方式的改变。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是，我们有一件事发生了，肯定会去找原因，去追寻他的因果关系，“他为什么会这样？”。

　而大数据的概念，实际上给我们的启示是，不要去问为什么，你去寻找他们相关的关系。我觉得这个概括非常好，大数据其实是改变我们思维的方式，让我们去关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，而不要再去追究他的因果关系。

　记：您能举一些大家更容易理解的例子吗？

　何：其实大家早就都进入信息化管理的时代，所以这些作为资源的信息，一直都在。关键是在于，你需要的是哪一部分的信息。我在商业领域需要什么数据，在政府单位需要什么数据，这都是各人不同的选择，也是大家自主的选择。

　大数据没有限定，不会逼着你去选哪些数据。很简单，我们老百姓也可以体会一下，你原来去医院里，化验单必须要去拿，现在不用了，你网上注册一下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查，而且你还可以查到你去化验过几次，抽过几次血，每一次各项指标如何，一清二楚。经年累月下来，你就能看出你这个人的身体状况的变化。这就是一种数据运用。

　数据是实实在在给你的，但怎么运用还是要靠思维方式的转变。一般的集团报表，绝大多数看的是单一指标，大数据给我的启示是横向比较。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单位，销售增长20%，而利润只增长1%，从纵向的数字来看，它都是增长，但二者一比较就产生问题了，利润大大小于销售增长，说明肯定费用高了，从企业增长的经营状况来说，利润增长肯定是快于销售增长的，销售涨10%的话，利润起码涨20%，这是销售和利润是1:2的关系。如果你只涨了1%，要么你费用太高，失去控制。再比方说出书品种，如果今年品种下降了20%，那问题又来了，也许你今年的情况很好，但你品种下降20%，意味着你的来年会很困难，因为图书的生产周期和销售周期至少是一年，你今年下降，影响的是明年的销售。

　签下这本书时它还只是个提纲

　记：引进版权的时候是如何挑选到《大数据时代》这本书的？

　何：这本书的出炉还是跟人民社的定位有关系。我们有句话：坚持专业出版之路，创造有价值的阅读。专业出版就是三个方向，时政类，财经类，和文史类。财经类图书的出版呢，人民社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了，我们真正的起步还是从2001年吴晓波的《大败局》开始的。这类图书我们主要就是两条产品线，一个叫”信天翁财经图书“，侧重于本土原创，比如《这才是马云》，今年推出的，到目前发行了12万册。还有一类叫”财富汇系列“，主要是版权引进，以国外经典的财经类图书为主。《大数据时代》就是我们今年在这个系列中推出的作品。

　虞文军（以下简称虞）：最初签下这本书时，我们只拿到了作者简单的写作提纲和内容简介。全文还没写出来。现在的版权引进已经不像以前那样，只会拿国外已经出版的书了。现在我们的介入已经很深，版权公司会先发给你提纲和试读样章，你觉得好，前期就可以介入了。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本书后，马上确定就要，那时候是去年10月，为了赶今年1月8日的北京订货会，这本书的翻译和写作几乎可以说是同时进行的。最后我们的成书比海外版本出得要早。比较有趣的是，海外版沿用了我们翻译后的书名。

　记：也就是说这本书的原名不是印在封面上的“big data”吗？

　虞：是的，当时英文书名叫做“When data speaks”，当时我们内部选题讨论时，大家一致认为书名应该用“大数据时代”。由于我们先于国外英文版抢先上市，之后拿到书稿的终稿时，非常惊喜地发现，英文书名已经修改为“Big Data”。

　何：译著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书名一定要做本土化的处理。这本书如果按原书名直译，估计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响了。书名怎么符合中国市场读者们的胃口，其实是作为出版社的我们的一种再创造，要朗朗上口，”叫得应“。就像当年的《大败局》，我们取过至少十来个名字。开始是叫“帝国的坍塌”，“企业英雄”，但都没有，所以畅销书还是要一个叫得响的名字。简单，说出来谁都知道，至少朗朗上口。之前那个《谁动了我的奶酪》，也是很好的例子。